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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自从田延年从霍氏庄园回来后，便好似失了魂一样，枯坐居室之中，仰头看着屋顶，目光空洞。

    代汉之说，这非田延年自创，早在景、武两代便已发端。

    韩诗的祖师爷韩婴在汉景帝时为博士，著有《韩诗外传》，书中传承了吕氏春秋里天下共有的提议：“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，家以传子，官以传贤，若四时之运，功成者去，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。”

    第二个源头是董仲舒，他认为，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，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以警惧之，尚不知变，而伤败乃至。人间发生灾害是上天对皇帝的警示，严重到无可救药的时候，上天只能让其破败而让别人受命为天子了。

    孝武皇帝觉察到了此说危险性，故一边采纳董生独尊儒术建议，一边又因其言“阴阳灾异”而下狱，最后调任诸侯王的国相，终其一生再未得重用。

    不过在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弘看来，祖师爷的预言成真了。孝武晚年天下虚耗，百姓流离，物故者半，蝗虫大起，赤地数千里，或人民相食，这就是上天的警告，也是大汉中衰的标志。

    于是孝昭时，眭弘根据泰山大石立等异相，率先倡议，托人上书说：“刘氏是尧的后代，有禅位传统，天子应该下诏寻访天下圣贤，让位于他。求索贤人，禅以帝位，而退自封百里，如殷、周二王后，以承顺天命。”

    大将军霍光直接判了个妖言惑众，大逆不道，将眭弘处死。

    可那件事，却让刚任大司农的田延年心里起了波澜，武帝晚年民生凋敝，而刘姓诸侯飞扬跋扈，暴虐于国中，从儒生到民间，对刘姓天子的不满已开始显现。

    不过最让田延年感兴趣的，不是是个人都能伪造的祥瑞，而是一个与汉武帝有关的传闻。

    据说元鼎四年（前113年），孝武行幸河汾，中流与群臣饮宴，那一年他身体不好，几乎病逝，乐极哀来，惊心老至，有感于此，乃自作《秋风》辞：“箫鼓鸣兮发棹歌，欢乐极兮哀情多。少壮几时兮奈老何！”

    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，孝武不知是心生疲倦还是喝醉了，竟对群臣说：“汉有六七之厄，法应再受命，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？六七四十二，代汉者，当涂高也！”

    这简直是亡国之言，群臣震恐，但孝武当时已为方士毒害，那一年身体也欠佳，有时是不太清醒的。自古以来，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，虽然极力渲染汉应天受命，祚逾周殷，但他心里，却没有秦始皇帝那种秦传万世的自信。

    此言成了宫廷隐秘，但亦有人流传出来，传入田延年耳中，让他上了心。

    六七之厄，大汉的皇帝，不算前后少帝和刘贺的话，第六代是孝昭，第七代是今上刘病已。

    而以四十二年算，自元鼎四年算起，今年已是第四十年！

    田延年认定时机已至，大将军霍光，便是那代汉受命之人！

    “若非大将军辅婴儿主，使汉中兴，刘姓天下早亡！”

    在田延年的计划里，第一步促使大将军废立，让他走上不归路；第二步找借口铲除诸侯，第三步通过灭匈奴获取极大威望，最后铲除忠于汉室的群臣，实现禅让。

    田延年想得很远，甚至连霍氏代汉后的国号都想好，原本大将军封地博陆侯在燕地，当先称燕王才对，可霍光偏与燕刺王是死对头，不可能用其国号，只能另选。

    “当涂高者，道旁两观阙是也，象阙者，魏也。而霍氏世居河东郡，乃魏国始封之处，故国号当为‘魏’！”

    任弘要是知道田延年琢磨的事，恐怕会为这厮歪打正着而哑然。

    田延年甚至琢磨，若大将军不愿，可为周文王，他田延年则辅佐其子嗣霍禹完成最后一步。

    只有这样，才能保住霍氏，也保住大将军党羽旧吏的性命富贵。

    田延年见证过武帝晚年残酷的政治斗争，从废立那一刻起，他们便只有前进，没有后退的余地了。

    然而这一切谶语理论，一切苦口婆心，都敌不过大将军霍光的决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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